一块老木匾的三次“位移”

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转过几个急弯，接近山顶时，一座山石修筑的城楼式村门陡现眼前。门楼正上方，嵌刻“状元故里刘家山村”八字门牌。穿门而入，眼前豁然开朗：一条小河穿村而过，三座石桥依次铺陈，两岸白墙黛瓦的民居错落有致。远山如黛，山巅上，巨型风力发电叶片在风中缓缓旋转。

今日刘家山村

2026年7月，长江日报记者时隔21年重访黄陂区蔡店街道刘家山村，眼前的景象，已与记忆中完全不同。

刘家山村，地处大别山余脉崇山峻岭中，平均海拔873.7米，是武汉市海拔最高的行政村。

2005年11月，记者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，曾在一户村民老房的墙角柜子上，见到一块落满灰尘的木匾。匾上“木本水源”四字依稀可辨，漆面斑驳。村民说，这是清朝道光皇帝赐予村里先贤刘彬士的。

21年间，这块匾历经三次“位移”——从被遗忘的墙角，到桥头商铺的墙面，再到刘彬士故居正堂正中，直至成为一种扎在村民心底的文化符号。每一次木匾迁移的背后，都恰好踩上武汉乡村蝶变的关键节点，从早年家园建设、新农村提质，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、打造和美乡村，一连串政策举措接力落地，托举起深山古村的新生。

从墙角蒙尘到桥头“露脸”

“那时候，这块匾就随便搁在墙角，积满了灰。”现任村支书、43岁的刘欣站在刘彬士故居门前说。2018年起担任刘家山村党支部书记的刘欣在村里长大，他少时的记忆里，老匾与旧物、农具放在一起，“没人当回事，就是个老物件”。

那时的刘家山，有句老话：“养女莫嫁刘家山，二十四道拐角弯。男人前面驮犁走，女人后面送中饭。”

老村长刘登峰在老屋前与记者唠嗑

70岁的老村长刘登峰坐在自家屋门前，一口黄陂腔拖得又长又慢：“田地都在山那边，清早赶着牛过去干活，屋里后脚就得备中饭送去。那路——难走得不得了啊。”说起从前，老人家摆摆手，“提不得，提不得”。

21年前记者初访时，一条12公里长的水泥路刚刚打通，全村107户、400多口人，依靠栽种板栗、油茶谋生，2004年人均年收入仅1300元。“白米饭，木兜子火，除了神仙就是我”——这是当年村民能想象到的最好生活。

2005年春，武汉市启动农村“家园建设行动计划”，刘家山成为首批110个试点村之一。政府资金顺着山路送进来，修路、通水、改造旱厕，一条条硬化路、一处处翻新的庭院，把封闭在群山里的村落，和山外的世界连在了一起。

路通了，出路在哪里？刘家山村抓住独有的高山气候优势——夏季气温比市区低5—8℃，政企合力打造清凉寨景区。2006年“五一”，景区一期开业。

被村人津津乐道的刘彬士，清嘉庆六年（1801年）在殿试中取得“榜眼”，后官至刑部左侍郎、浙江巡抚，村人尊称其为“状元公”。村民们口口相传，刘彬士为官清正，晚年辞官归乡时，行囊里只有几箱书稿和一块皇赐匾额。因为刘彬士，村民将穿村而过的小河改名为书香河，“家园建设行动计划”中，河上新建了三座桥，被村民命名为九曲桥、进士桥、状元桥。

2007年，蒙尘已久的“木本水源”木匾第一次被挪了地方——村民合力将其擦拭一新，悬挂在进士桥旁游客最密集的商铺墙面。匾一挂上去，村里老人自发在桥头摆起茶桶，给过路游客讲“状元公”的故事。从前落在墙角的旧物，头一回在吆喝声里“露了脸”。

“木本水源”木匾

当年牵头盘活山村资源的，是刘欣的父亲、已故老村支书刘厚胜。那时，他向记者描摹山村未来：退耕还林种绿茶，户户扩种银杏，人均300株，让这些树木成为世代增收的“摇钱树”。老村支书定下目标：2006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要突破4000元。

老村支书的话犹在耳边，山村发展速度却远超预期。木匾挂上桥头商铺的那一年，全村人均年收入突破5000元。刘欣将这次挪动定义为从贫困走向脱贫的分界点：从前村民只顾温饱，旅游开发后，大家猛然醒悟——老祖宗留下的东西，可能是大宝贝。

从桥边商铺到故居正中

2010年，村民们自筹资金修缮刘彬士故居。次年，木匾第二次被挪了地方。

挪匾那天，进士桥头围了不少人。有人担心：“挂这儿好好的，挪走游客还找得到吗？”“挂桥头是让人看热闹，挂故居是让人敬祖宗。热闹能管一时，祖宗立下的规矩能传一世。”刘厚胜回答。

几名老人听了，转身回家取来红绸布，把匾裹了个严实。4名后生抬着匾穿过书香河，脚步踩得石桥咚咚响。木匾被郑重地悬挂在故居正堂最显眼的位置，角落里蒙尘的旧物，变成了小山村的“镇村之宝”。

村支书刘欣在故居门前讲述刘彬士的故事

这一年，刘家山村获评“武汉市十大魅力乡村”。此时，武汉已从“家园建设行动”深化至新农村建设阶段，产村融合发展成为主基调。

故居修缮后，村民们又寻回了刘彬士的墓碑——黄陂甘棠一户农民挖地基时意外发现的，村民们听说后，立即驱车往返近百公里，将其运回修复后重立于村中。如今，这块墓碑与“木本水源”匾一道，成为山村又一人文景致。

一批艺术家也将写生创作基地设在刘家山村

在刘欣看来，木匾第二次挪动，标志着刘家山从简单脱贫迈入乡土产业全面发展的新阶段。此后，黄陂全域旅游蓬勃兴起，刘家山村依托清凉寨景区深耕民宿产业，经营方式全面升级。

2017年，乡村振兴的宏大蓝图徐徐铺展，给深山乡村送来全新发展机遇，刘家山村乘着政策东风，接连捧回“湖北省美丽乡村”“国家森林乡村”“武汉市乡村休闲游示范村”等金字招牌。

2名村民的创业故事，印证着乡村产业的蝶变。

木匾“迁入”故居的第二年，村里的“农家乐”提档升级，向民宿产业迈进。先前开农用车搞运输的村民刘军瞅准商机，逐步将自家房屋改扩建成三层楼的民宿，全年稳定增收30余万元。

村民刘小平在外卖汽车，干了20多年，手中有了些积蓄。那年，他回村过春节，看见村里新修的柏油路通到了家门口，几个老邻居拉着他去看自家改的民宿。他站在家乡的山坳里，忽然觉得，村里比城里有意思多了。过完年，他没再出去，投入积蓄，在村里盖了座农庄，并以村子所在地的山坳“黑谷冲”命名。头几年，旺季一天能接待十几桌，年毛收入超百万元。村里人叫他“能人”，他听了直摆手：“什么能人，就是在外头漂够了，想回来。”

刘家山村书香河

如今，村里共有22家民宿，可同时接待近300名游客。村集体对接景区引流客源，统一规范民宿服务标准，盘活闲置农房，入股文旅经营。村内3万余棵银杏每到秋季金黄遍野，“高山花园”在网络平台走红，深山古村变身武汉热门打卡地。

2023年，黄陂跻身国家级“五好两宜”和美乡村试点，刘家山村迎来全新发展赛道。好山好水、“状元村”文脉叠加政策红利，村子发展再上台阶。刘欣告诉记者，2025年，村民人均年收入达2.5万元，较21年前增长近20倍。

从故居墙上到村民心里

2025年冬，松线虫病蔓延到村口杉树林。这一大片杉树林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栽下，几代村民守护至今。有人提议，将病树砍了卖钱，为村集体添些收入。

消息传开，村里炸了锅。“这片林子我们守护了这么多年，说砍就砍？”“树都病成这样了，不砍留着干啥？”

刘欣没急着表态。他带着几个村民去了趟刘彬士故居，站在“木本水源”匾下，沉默半晌，才缓缓开口：“匾上写‘木本水源’，就是说树有根、水有源。这片杉树林是咱刘家山的根，砍了卖钱，山就秃了，根就断了。”

随后，他召集村“两委”和村民开会。争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。最终，大家达成共识：规矩不能破——哪怕树病死，不砍不伐，不卖一分钱。

这一幕，刘小平看在眼里。回村这么多年，他从卖车人变成农庄主，眼看着山外的世界一轮轮地变，山里的日子却越来越踏实。会后，他找到刘欣：“我认这个理。在外面挣钱是本事，回来守着山，把根留住，是另一种本事。”

刘小平说，在他的生态农庄，很多物件就地取材，连花瓶摆件都是利用树桩做的

今年，51岁的刘小平在农庄生意之外，给自己揽了件“闲事”：用AI工具制作短剧，传播刘彬士的故事，并赴北京查找档案史料。他从刘彬士传世字迹里提取出“黑谷冲”三个字，做成了自家农庄的标识。与之一同挂在门口的，是一块红色的“共产党员中心户”标牌。

刘小平9岁的女儿刘宸瑜，如今已经能向游客讲解“黑谷冲”地名的由来了。有人问她，匾上那四个字是什么意思？小姑娘仰起头说：“就是树有根、水有源，咱们村的人不能忘本。”

“前两次挪动，匾从墙角上了墙；第三次挪动，它从墙上‘挪进’了心里。”刘欣说，这块老木匾不再只是游客参观的老物件，而是化作了这个山村过日子、做选择的一杆秤。

刘家山村进村门楼，门楼正上方嵌刻“状元故里刘家山村”八字门牌

离开刘家山村前，记者又去了趟刘彬士故居。“木本水源”匾悬在正堂，阳光从大门洒进来，落在匾上。

故居外，书香河穿村而过。

21年前，这条河只是一条山涧；如今，它流过状元桥、进士桥，流过一家家民宿的门前，流过黑谷冲农庄，也流过刘宸瑜们长大成人的日子。

21年间，刘家山村人均年收入从1300元增长到2.5万元。变化的不仅是数字，更是山里人对自身根脉的重新认识。

记者手记

一块匾的两种叙事

2005年深秋，我第一次踏入刘家山村。在一户农户家看到这块匾时，村民告诉我，这是道光皇帝赐给村里一位进士的。我记下了这个说法，没有深究。21年后，当我站在“刘彬仕故居”正堂，仰头望着那块被擦拭干净的匾额时，一个学术声音意外介入了这段采访。

“这块匾不是道光御笔，是刘彬士自己题的。”

作家裴高才在《武汉文史资料》2026年第2期发表文章考证，从清宫档案、匾额款识、印章比对等维度论证：匾为刘彬士自题，落款“刘筠圃题”，而“筠圃”正是其号。

我把这篇文章拿给村支书刘欣。他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半晌，抬头说：“那不可能。”

“匾上有皇帝印章，怎么可能是自己写的？”他的语气里没有责怪，只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笃定。老村长刘登峰一口黄陂腔：“告老还乡，皇帝赐匾——村里就是这么传下来的。”

我试图解释裴高才的逻辑：刘彬士的号、清宫档案的履历、清代匾额的制式规范……但村民们有自己的逻辑：一块历经日军烧村之劫、保长家火灾之厄而幸存的老匾，就该出身不凡。

采访陷入了一种奇妙的僵局——不是对立，而是平行。

裴高才的考证在学术层面站得住脚。台北故宫博物院档案中，“刘彬士，字辅文，号筱圃、筠圃”的记载清晰。匾额上款“赐进士及第”是功名，“巡抚浙江”是官职，“筠圃”是署名。从制式看，这更像是官员自题乡梓的常规做法。

但村民们的坚持有其自身考虑。“皇帝御赐”承载的不仅是匾的来历，更是一个村庄的尊严与自信。当这块匾从无人问津的旧物变成游客必看的“镇村之宝”，它的“御赐”身份被一次次确认、加固，最终成为集体记忆。在乡村文化生态中，“信以为真”就成了真的。

我拨通了裴高才的电话。这位黄陂籍作家在电话那头笑了：“我理解村民的执着。但历史考证不是为了拆台，而是让‘木本水源’四个字背后，站着一个更真实的人——一个从深山走出去的读书人，告老还乡时，自己提笔写下对故土的敬意。这比‘皇帝御赐’更有价值，不是吗？”

我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细节：故居门楣上的题字，写的是“刘彬仕故居”——“仕”是仕途的仕。但裴高才的文章里，以及网上史料中，这个名字都写作“刘彬士”——“士”是士大夫的士。

一个“仕”，一个“士”？我问刘欣，他愣了一下：“我们一直写的就是这个仕。”

这个用字的差异，像一面小小的镜子，映照出历史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形与选择。“士”是读书人的身份标识，“仕”是入仕为官的仕途期许。村民们或许觉得，一个从深山走出去、官至巡抚的人，用“仕”更能配得上他的传奇。这是一种民间的再创造——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，为历史人物重新命名。

或许，历史考证的终极目的，不是“求真”以否定“存信”，而是为“存信”提供更扎实的根基。裴高才的考证让我们知道了刘彬士的号、他的官职、他题匾时的真实身份——这些细节不会削弱匾的分量，反而让“木本水源”有了更具体的生命温度。

至于“仕”还是“士”，御赐还是自题——争论在学者那里是考据，在村民那里是认定。两种叙事如同匾上“木本水源”的“木”与“水”。我记录下这种并行，只是想把这块匾更完整地交给时间，交给下一个21年，交给刘宸瑜和刘家山村的后人们。那时，或许有第三种叙事出现。